因为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红遍全国的“根叔”李培根，11月30日亮相山东工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，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他一直从事机械与制造领域的教研工作。在李培根看来，中国制造业还处于“工业2.0”后期，要推进智能制造，不能盲目“机器换人”，更不能忽视人在生产制造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　　
　　推进智能制造先从车间现场入手
　　
　　距离“工业4.0”，中国的制造业还差多远?在李培根看来，与德国相比，中国还得好好补课。
　　
　　他表示，德国的“工业4.0”是在完成“工业1.0”“工业2.0”，并基本完成“工业3.0”之后，自然的“串联式”发展。而中国制造业尚处于“工业2.0”后期发展阶段，在“十三五”阶段，中国制造业必须得补课。“要实现‘工业2.0’的补课，‘工业3.0’的普及，以及‘工业4.0’的示范。”

　　李培根说，“工业4.0”的基础就是自动化和数字化。他在举例中提到了东莞大朗镇的毛衣数控编织机，在与毛衣设计CAD/CAM(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)系统集成之后，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直接承接来自客户的定制要求进行生产，不仅编织速度比手动提高5到8倍，每个工人还可以同时操作5台设备。
　　
　　“推进智能制造从哪里下手?”李培根说，“就是先从车间现场入手。”
　　
　　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难以成为世界工厂
　　
　　此前，德国机床行业隐形冠军EMAG(埃马克机床)的董事长Norbert认为，因为依赖机器，“工业4.0”不是健康的发展模式。在李培根看来，Norbert的见解太偏激，但是如果从不盲目智能化的方向来理解，也有一定道理。
　　
　　Norbert说，中国工人在生产线末端，日本工人在生产线中间，而德国工人是核心。意思就是中国的工人发挥的作用最差，日本稍好一点，而德国工人最好。李培根说，曾经有日本专家在中国考察了很多工厂，得出一个结论，近期中国不会超越日本，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。
　　
　　在日本人看来，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，就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。同样的东西，即便使用的都是日本的图纸和工艺，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和在日本原产的，就是有差别。“这个差别就是在工人上。”
　　
　　李培根提到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自动化，甚至给企业补贴，这非常容易使企业盲目“机器换人”。“机器自动化有很大的意义，不仅仅是提高效率，更有利于提高质量，减少不确定因素。”不过他还认为，“盲目自动化容易导致超越企业的现实条件，容易导致对人的作用的忽视。”
　　
　　即便是在智能制造的进程中，也不能忘了人，特别是有技术诀窍的人，中国产业工人的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。
　　
　　全更换机械手成本高软性自动化很重要
　　
　　李培根特别提到了德国的化工巨头巴斯夫，生产高度“定制化”的洗发水、液体肥皂。每个产品的塑料瓶一次在传送带上灌装、封盖、包装，而在产品标签上，都有一个芯片。芯片记录了产品不同的数据，并依靠数据驱动了大部分工作。比如芯片数据记录了要灌装成什么颜色和成分的肥皂液，甚至能下指令调配比例，以及包装的方式。
　　
　　山东企业红领集团，也将成衣数据自动分解到各个工序，随着电子标签流转到车间的每个工位，用工业化的流程生产个性化产品，7个工作日就能交付成品。“成本只比批量制造高10%，每单回报至少两倍以上。”现在红领的定制服装平均每天可以生产4000件定制成衣。
　　
　　“不要看红领工厂车间里仍然有很多工人在工作，实际上红领的每个环节，从计划、工艺、产品、设计，到物料的拉动全部是靠数据驱动的。”李培根说，“软性自动化非常重要，如果整个生产线都更换成机械手，成本将非常高，也没有必要，毕竟已经实现了绝大部分工作的数字驱动。”
　　
　　“爱迪生式”创新已经一去不复返
　　
　　“像爱迪生那样单打独斗的创新时代已经结束了。”李培根说，“今天的科技是复杂的协作系统，要有多个单位的紧密结合，不要怕钱被别人赚走。”
　　
　　他介绍，现在的企业生态是一种开放式的生态，创新是一种积木式的创新。不同生产要素被模块化，由不同的企业进行研发与生产，再从中挑选世界最顶级的不同模块，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产业链条。
　　
　　李培根认为，分享经济分享的不仅仅是创新成果，同样还可以是生产资料，制造业也有“互联网 ”和“分享经济”。
　　
　　从分享消费资料走向分享生产资料，从为个人消费者服务到为企业服务，李培根说，不少企业的好设备利用效率并不高，而有些企业在进行特定产品生产时，本身又不具备生产条件，“要是自己上一整套设备，到后来也是资源闲置。”这些企业可以通过以租代买、按时计费、按件计费的方式降低购买设备的成本，工厂也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分享技术人员、维护人员，这样就解决了缺人才的问题。如此一来，中小企业就能低成本、低门槛地使用更优质的制造资源了。